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和使用纸币的国家，早在公元十一世纪纸币就在中国宋朝出现了。为什么纸币能够在交换关系并不发达的中国宋朝出现？为什么中国能够从青铜币本位制度下直接发育出纸币体系？为什么在遇到战争等需要大规模筹资时，西方主要通过市场发债解决，中国主要通过政府发钞解决？
我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开始《价值起源》一书翻译的。《价值起源》研究了人类四千年的金融发展史，说明了包括中国纸币在内的各国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如何产生，及其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一、早期中西货币体系差异：比较与思考
第一，西方经济学认为，货币的本质是商品，是交易媒介。决定货币价值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比如黄金的价值就是由其内在的价值和交换价值决定的。因此，早期西方货币理论主要研究在市场交换中商品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中国古代文化认为，货币是皇帝创造的，货币起源于皇帝的圣明，赋予货币以价值的是统治者手中的印章。因此，中国货币理论主要关注为了满足政府需求货币供给的数量问题。
正如《价值起源》作者所说：“在青铜币本位制度下，纸币的过早发明和使用，表明中国政府在经济的绝对作用。在中国经济金融变迁中，政府始终发挥着压倒一切的作用，作为法定货币——无论是铜钱还是纸币的价值均由政府决定。”
第二，在西方早期，货币的价值标准是以贵金属为基础的。由于黄金具有稀缺性和稳定性，价值高且不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自然属性使得黄金成为货币的价值尺度。除非发现新的金矿，否则货币供给量是无法由政府意志决定的。
在中国古代，货币体系基础是贱金属（比如铜和铁），由于贱金属的蕴藏量相对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照政府意愿进行生产，但这只是相对贵金属而言，实际上，在纸币发明之前，历代皇帝都为铜矿甚至铁矿的稀缺而苦恼。从这个角度看，纸币最早出现在中国有其历史必然性。纸币出现之后，那些不再为铜矿稀缺而苦恼的皇帝，肯定无法抵御过度发行纸币的诱惑，从而“毁掉了一种又一种纸币”。
第三，在西方早期，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交换媒介或交易工具，即将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价格。纸币的财政税收功能是在交换媒介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公众对纸币的信心源于其可以兑换硬通货。在中国古代，货币的主要功能是政府支付和财政管理，纸币首先是政府发行的用于在全社会范围内支付劳役和军需的凭证，交易工具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是否能够维护公众对纸币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是否愿意接受人们使用纸币纳税。
十二世纪三十至九十年代，宋朝纸币“钱引”能够长期以低于其面值的30%流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彼时的朝廷允许百姓用“钱引”交税。
第四，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在西方早期，政府都曾遇到过为战争或航海等需要而大规模筹资的事件。西方国家主要是通过市场发债解决，中国主要是通过政府发钞解决。为此，债券、股票、期货、期权、基金、年金、公司和交易所等都起源于西方国家；在金融工具中唯有纸币最早起源于中国。《价值起源》一书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这些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起源。
二、从铜钱、铁钱到纸币
蜀国是中国商品货币的重要发源地。当时蜀国所在的四川西部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而使其经济相对独立。绵延的高山使四川盆地有幸躲过了八世纪中期的唐朝内乱。在丝绸业、茶业和贸易推动下，蜀国的经济繁荣从唐朝延续到公元十世纪前后。
公元九五〇年，为了弥补铜钱不足，蜀国开始铸造铁钱，创造了一个铜钱与铁钱同时流通的双货币体系。从理论上讲，铜钱具有单位价值低的特征，是商业活动不发达的见证。可能正是由于商业活动不发达和生产力落后的约束，当铜钱短缺时，替代它的是更便宜的铁钱；当铁钱短缺时，替代它的是更便宜的纸币。也就是说，当宋朝皇帝终于认识到，他无法生产出足够的铜钱甚至铁钱来支付劳役和军需时，纸币就出现了。
中国纸币始于宋朝。宋朝九六〇年建都开封，九六五年吞并了蜀国。最初宋朝试图重建以铜钱为基础的、单一的货币体系，但由于保留了四川铁钱，铁钱将铜钱驱逐出了市场。为了恢复铜钱流通，九七九年朝廷要求居民税款的10%必须用铜钱支付，并在随后的十年中每年增加10%。当时铜矿开采和冶炼技术落后，铜钱供给不足，用铜钱征税引起市场恐慌，最后宋朝不得不放弃在四川地区恢复铜钱流通的设想。
但是，作为交易媒介的铁钱存在明显缺陷。铁钱的价值更低，还不及等量铜钱价值的十分之一，用铁钱进行交易，携带和存放的困难成为交易双方的巨大负担。正如本书作者所说：“一位家庭主妇需要携带一点五磅重的铁钱，才能到集市购买一磅食盐。”为此，从九九〇年起，一些商人开始发行自己的私人票据，作为货币使用。这些由私人发行的票据被称作“交子”。
最初的交子是一种存款凭证。北宋初年，四川地区出现了为那些携带着沉重铁钱的商人保管现金的商铺，存款人将铁钱或铜钱交付给商铺，商铺将存款数额写在纸上，交给存款人，并收取一定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纸券便是“交子”。随着“交子”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一些商铺联合起来，形成专营“交子”发行和兑换的商铺联盟，并在各地设立分铺。
一〇〇五年，益州（成都）知府张咏进行货币改革。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发行大铁钱，一个大铁钱等于十个小铁钱或两个小铜钱；二是将私人“交子”发行置于政府管制之下，赋予十六家财力充足的商铺联盟以发行“交子”的权利。还规定了“交子”印制的技术标准，包括纸张、尺寸、颜色和格式等。
后来，这些经营“交子”存放和兑换的商铺发现，他们动用商人存入的部分铁钱或铜钱，并不会影响商人的提现。于是，就有人使用商人存款来购买耕地甚至奢侈品，但当商人集中来取款时，商铺便没有足够的铁钱或铜钱来兑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〇二三年宋朝廷设立益州“交子务”。“交子务”是掌管纸币流通事务的政府机构，被授予独家发行“交子”的权利。朝廷还规定了“交子”的到期时间，即“交子”流通两年之后必须由其发行者赎回并收取3%的佣金。
一〇二四年，宋朝开始正式发行“政府交子”，数量为一百八十八万贯，此后两年一次的发行额度均为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当时，“政府交子”深受人们欢迎，尤其是那些从事跨地区贸易和跨国贸易的商人。在很多情况下，“政府交子”是溢价交易的。
纸币的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展功不可没。唐朝之前麻纤维是造纸的主要原材料，唐朝初年发明了印刷术，新的印刷术对纸张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桑树皮逐渐取代了麻纤维，成为制造高级纸张的主要原材料。宋朝初年，四川地区的印刷技术和纸张质量已经达到了印制货币的技术标准。后来，“交子务”便开始用桑皮纸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政府交子”，逐渐使得“政府交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基本特征，成为真正的纸币。
三、宋代的纸币
“交子”作为交易媒介，为商业活动提供方便，更重要的是，“交子”还作为支付工具在财政管理中发挥作用。与其他朝代一样，宋朝的人力、物力资源也是主要用于边境防御和战争。
一〇四〇年，宋朝与西夏党项的战争爆发，朝廷动员了一百多万人投入战争。为了鼓励商人们为边境前线提供谷物、草料和衣物等军需物资，朝廷用期票对商人进行支付，当时的期票叫“交引”。“交引”可以在开封“榷货务”兑换成铜钱。“榷货务”是宋朝的市场交易管理机构，拥有管理政府专卖商品，并为专卖商品发行“便钱”、期票和代金券的特权。“榷货务”不仅发行“交引”，还发行食盐、烟和其他商品的代金券。
后来，宋朝建立了这些票据的二级市场，允许获得官方许可的商铺进行票据交易。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大约有一百多家商铺获得此权利。起初，“交引”没有固定币值，作为发行者的商铺只是在纸券上标明价值，再加上个人印章即可。后来宋朝发行了拥有价值标准的“交引”。
一〇七三至一〇八四年，宋朝铜钱的产量翻了两番，每年超过了五百万贯。但在四川地区，宋朝政府增加货币供给的办法是同时发行两期“政府交子”。按规定，“政府交子”可以兑换铁钱和铜钱等硬通货，但是，每当旧票据期满时，“政府交子”的发行者就会用新票据赎回而不是用铜钱赎回。
随着流通中“政府交子”数量增加，人们对“政府交子”的可兑换性产生了怀疑，“政府交子”最低时跌至面值的10%以下。宋朝决定发行一种新的纸币“钱引”来取代“政府交子”。“钱引”是由“榷货务”发行的期票，不过，“钱引”发行还不到一年就被取消了，朝廷又用“四川钱引”替代了“钱引”。
一一〇七年，宋朝正式发行“四川钱引”，并以一比四的比率兑换“政府交子”。“四川钱引”很快也跌破面值。朝廷宣布，已发行的“四川钱引”不能赎回，并结束了同时发行两期“政府交子”的做法，“政府交子”的到期时间也由过去的两年延长到了三年。实际上，当朝廷宣布流通中的“政府交子”和“钱引”作废时，社会动乱和经济危机就爆发了，危机动摇了宋朝政权。
一一二七年，北宋战败逃亡，临时建都杭州。南宋时期，拥有发钞权的四川财政监督通过发行更多的“四川钱引”来应对急剧增加的军事开支。十二世纪三十至九十年代，“四川钱引”只能按其面值的30%~40%流通。与“政府交子”不同，“四川钱引”不能兑换硬通货。到十三世纪初，流通中的“四川钱引”达八千万贯。因数量过多而大幅贬值且不能兑换硬通货的“四川钱引”之所以能够长期流通，一个重要的原因甚至可能是唯一原因就是宋朝政府允许百姓用“四川钱引”纳税。
北宋战败，同时也失去了国库中的一亿贯铜钱，使得朝廷只能用期票来支付军需。在名义上，这些期票可以从“榷货务”兑换铜钱，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再加上旷日持久的战争和贫困，铜产量大幅下降，南宋政府开始降低铜钱重量。结果，“北宋时期发行的足额铜钱全部消失，市场上充斥着南宋发行的分量不足的铜钱”。一些商铺开始发行可转让票据，即“便钱票据”。“便钱票据”也被称作“便钱会子”或“寄付会子”。
一一六一年，“榷货务”开始发行“政府会子”。起初“政府会子”流通范围仅限于杭州及周边地区。第一期发行四百万贯“政府会子”，币值分别为一贯、二贯和三贯。六年后，流通中的“政府会子”增加到两千八百万贯。“政府会子”的大幅贬值，迫使宋朝再次进行货币改革，即按照三年一期发行“政府会子”，每次发行的总量不超过一千万贯，“政府会子”不能兑换硬通货。
一二〇六年，宋朝又一次进入战争状态，军需激增。一二〇七年，朝廷允许三期“政府会子”同时流通，总额达一亿四千万贯，“政府会子”迅速跌至其面值的50%以下。当时“政府会子”只能在东南地区流通，被称作“东南会子”。
一一六五年，宋朝还发行了新“交子”即“淮南交子”，仅限于在淮南地区流通。一一七〇年，朝廷在淮南引入铁钱，并要求铁钱与以铜钱标明币值的“政府会子”同时流通。一一六〇年，宋朝发行了另一种地区性纸币“湖会”，在湖北与金国的边境地区使用。
总之，在宋朝最后一个世纪里，中国形成了四个货币区：一是首都和东南地区，主要使用“政府会子”和铜钱；二是四川地区，主要使用“钱引”和铁钱；三是淮南地区，主要使用“交子”和铁钱；四是湖北地区，主要使用“湖会”、铜钱和淮南铁钱。这四个货币区正好对应宋朝四个军需部的管辖区，宋朝军需部主要负责边境驻军的军需供给。
“四个货币区与四个军需部管辖区相重合的事实表明，宋朝发行纸币的最初目的是将其作为政府支付手段，但在每一个货币区内，纸币成为私人之间的交易工具。”四个货币区也表明，宋朝政府晚期已经难以维持一个全国统一的纸币体系。
四、元至清——纸币的消亡
纸币的大量印制和发行在元朝达到顶峰。一二七二年，元朝建都北京后，开始发行自己的纸币“中统钞”。为了鼓励人们使用“中统钞”，元朝禁止铜钱流通。从一二七六年起，元朝开始大量印制纸币，并允许宋朝“政府会子”的持有者按照五十比一的比率兑换“中统钞”。
“中统钞”的发行量很快超过了元朝的硬通货储备，使元朝政府关于“中统钞”可兑换的承诺落空。一二八二年，元朝政府明令禁止黄金和白银流通，“中统钞”成为不可兑换货币。不过，与晚期的宋朝一样，尽管元朝的法定货币为“中统钞”，但元朝政府却要求百姓用一定比例的铁钱或铜钱纳税。
一二八七年，“中统钞”贬值了80%左右，元朝不得不发行新纸币“至元钞”来替代“中统钞”，规定一贯“至元钞”兑换五贯“中统钞”。元朝特别强调“至元钞”不能兑换硬通货。最初，为了保持货币稳定，对“至元钞”发行量有所限制。到了十四世纪，元朝政府再次屈服于滥发纸币的诱惑而无限制地印制“至元钞”，造成人们拒绝接受和使用“至元钞”。
一三〇九年，元朝发行新纸币“至大钞”取代了“至元钞”。“至大钞”以白银为单位标价，并通过铸造铜钱来配合新纸币发行。这些铜钱离开铸币厂就消失了，被过高估值的“至大钞”亦为市场拒绝。
一三一一年，元朝决定停止发行“至大钞”和铜钱，重新将“中统钞”作为价值标准，但是，所有的元朝纸币已经失去了人们信任，元朝后期的贸易活动不得不通过物物交换进行。
明朝的建立拉开了中国古代纸币史的最后一幕。始于宋朝的纸币，经过北宋、南宋和元朝之后，在明朝和清朝几近消失。实际上，明朝建立之初，明朝皇帝曾计划恢复铜钱作为货币本位，但受铜矿开采和冶炼技术限制，无法生产出满足需要的铜钱数量。
为此，一三七五年，明朝决定发行自己的纸币“大明宝钞”。“大明宝钞”的面额较小，从一百文到一贯。为了维护“大明宝钞”的权威性，政府明令禁止贵金属作为交易媒介使用，规定“大明宝钞”不能兑换硬通货。一三九四年，当“大明宝钞”贬值到不足面值的20%时，明朝采取了极端措施，禁止在市场交易中使用“大明宝钞”。
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明朝决定停止印制和发行“大明宝钞”，停止铜钱铸造，承认白银的价值标准作用，允许百姓用白银纳税。自此以后，白银成为明朝和清朝的价值标准。其间，曾经有人多次向明朝皇帝和清朝皇帝建议，恢复纸币印制和流通，但都被驳回了。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中央政权日益虚弱，逐步失去发行统一货币的能力。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清朝廷曾短暂地印制纸币，以维持军需。
中国近现代开始统一的纸币体系，则要到一九三五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