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文章中表示，扩大金融业开放是中国深化金融改革、融入全球经济的必然选择。他同时指出，下一步将对标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继续推进金融对外开放。
这是继3月24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态之后，对金融开放的再度明确。在该论坛上，易纲介绍了近一年以来的金融开放成果。他表示，人民银行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代表中国政府宣布的金融开放时间表中的11项具体措施，目前绝大部分已落地，极少数尚未落地的，其修法程序已到最后阶段，相关申请的受理工作已经开始，并强调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依然势在必行。
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毋庸置疑。在监管层的连续发声下，金融开放的步伐显然不会停滞。那么，继续推进金融开放的关键何在？
首先，立规章，做到有法可依，逐步实现“非禁即入”。
规章不等同于条条框框，而是意味着标准明确可执行，制度稳定可预期。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亟待补充完善，包括外资金融机构股比、业务范围、准入限制等一系列政策需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一方面，一直在探索中的负面清单制度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等理念需逐步实践，做到“非禁即入”。
除了具体的开放内容，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安排本身，对于引入外资以及金融业长期健康发展而言无疑具有更重要的意义。笔者在采访时发现，部分外资宁愿不要所谓的特殊优惠政策，不少人抱着“三年、五年优惠不如长期稳定预期”的心理，希望能够有更透明、更稳定的制度体系和政策沟通环节。特别是在金融领域，风险管理是首要标准，政策制定及执行环境的公平、透明成为继续推进金融开放的一个重要要求。
其次，完善国内金融供给侧改革，更好适应未来可能的竞争局面。
开放带来竞争，而竞争是挑战，也是机会。回顾日、韩金融开放过程，不少专家分析，两国国内金融改革进程滞后于资本项目账户开放，导致两国在内外压力下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危机。而借鉴国际经验，中国一直坚持渐进开放道路，避免市场震动带来的不稳定。
因此，近两年来不断深化的金融供给侧改革仍需推进。在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同时，以改革更好适应开放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从机构角度而言，如何真正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如何真正建立起可持续的比较优势，如何保持不断创新的能力，都是伴随着开放深入的必修课；而在制度层面，易纲曾在“2018金融街(000402)论坛年会”上明确表示，金融业的开放、汇率形成机制、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可能有快有慢，但总体上必须是相协调的。
因此，推动高水平的金融业对外开放，要在确保各项措施真正落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进一步丰富外汇市场产品；要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完善金融调控机制；加快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改善外资金融机构经营制度环境；稳妥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扩大资本账户可兑换。
再次，平衡对外开放和风险管理。
对于金融开放的风险，监管层的思路一直很清晰。金融开放过程中不乏暗滩与礁石，不成熟的金融开放有可能让局面失控——亚洲金融危机等即是前车之鉴，这是所有新兴市场都必须牢记的教训；但是风险天生是金融业的一部分。如果因为可能的风险而搁置开放进程，无异于因噎废食。
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跨市场、跨地域、跨国界的资本流动会增加，金融创新也随之而来。这就要求更高、更具有前瞻性的监管水平。金融开放绝不是一放了之，而是要坚持合规经营、持牌经营；要加强系统重要性和非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跨行业、跨市场的综合监管，加强境内业务和跨境业务的监管，加强正规银行业务和影子银行的监管，加强跨领域、跨境的监管政策协调，要建立健全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监管框架和金融基础设施，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1979年，日本输出入银行在北京设立第一个外资银行代表处，拉开我国金融开放的大幕。而40年的时间里，中国走上了以问题为导向、以市场化为方向、立足国情实际的渐进式金融开放道路。这条道路未必是最快的道路，但在体量庞大、国情复杂的情况下，这是一条以稳促进的道路，是一条协同发展的道路，是一条稳健持续发展的道路。在当前坚持推动金融开放不断深化的大方向下，有序开放与金融监管同行并重是历史大势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我国金融业在激烈国际竞争中提升竞争力的宝贵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