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14日，由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指导，上海市长宁区青年联合会、亿欧公司联合主办的“2019全球新经济年会”于上海长宁世贸展馆顺利举办。本次活动响应国家政策和行业发展大势，以“科创引领智能新时代”为主题，围绕科创板、5G、新能源、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创新热点展开探讨。
6月12日，2019全球新经济年会-领袖峰会率先开幕，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经济学教授、200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Finn E.Kydland在会上发表了精彩演讲。以下为演讲实录：
今天，我会在分析新经济过程中用到全世界不同经济的数据。你们会看到什么样的因素（对经济）是真正起作用的，什么因素是负因素。同时还会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在有些国家的内部进行比较。这样下来，我们在地缘经济上可以看到非常大的不同点，也可以看到不同因素对宏观经济的作用。
我们找了全球三大的经济体：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三个亚洲的地区和国家：香港、日本、韩国，和三个大型拉丁美洲国家：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分别比较了各自真实人均GDP的增长指数发现，拉美国家在上述国家中明显较为贫穷。
科技、资本和劳动力是国家经济的三大支柱
为什么国家间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我们又比较了一些苏联解体后才出现的国家，如：阿萨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他们的国家经济在解体初期并没有做的很好，在过去的15到20年中也进展缓慢。中国在过去20年间经济增长的速度非常之快，可谓增势惊人，但这同时也预示着，要保持高增长，就需要有更高的增长动力。
宏观经济的核心方程——“总生产方程”或许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理解经济的发展。真实GDP是由三方面提供：科技、资本和劳动力。
总生产方程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比如今天的会议是聚焦科技创新，那么方程就是ZED的线性参数。ZED是科技的综合指数，F（KL）是数学函数。在世界其他地区，即使“K”和“L”没有改变很多，如果ZED增长的话最后国家经济也会增长。这意味着科技在经济增长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关于“ZED”和“K”两个因素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现在世界人口数量正在增加，人们获得了更加多的技能，和更高的教育水平。中国政府在教育方面也投资了很多，把教育这件事放在了很重要的位置，于是提高中国的人口水平。人口水平的提高最后也影响了其他相关因素的增加。
再来看一下“ZED”和“K”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就是经济决策的结果，成千上万个企业的经济决策结果都会跟这两个因素有所联系。若要让这两个因素增加的话，企业需要有非常多的投入，不管是商业活动还是决策过程。建一个大工厂就是好的例子，如果增加“K”需要非常大的投入和成本，而“K”的增加而产生的结果会在长远的未来内显现，可能5年、10年后才会出现较好“反映”。
对于“ZED”来说也有相关的一面，投入是非常昂贵的，而成果和回报很慢。未来的回报还取决于科技政策，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国家政策会影响企业评估和期望，也会决定未来环境的变化。我们如果要以现在的值计算未来成果的话，这些因素一定要考虑到，因为他们不是短期的因素。
长期稳固的经济政策是高回报的基础
近期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政策的变化令很多人大吃一惊。更多贸易规则的介入导致了税收、出口、工厂机器产出等一系列的变化，随之而来也产生了另外的问题：为什么政府不选择好的经济政策并且坚持下去呢？
因为政府在未来总有好的激励政策。他们想要更好的经济增长，所以未来总会有一些激励因素导致政策的变更。这就叫做“合宜时机的政府政策变化”。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长期承诺机制的保障，贫穷国家的政策将会非常短期且经济回报有限的。一些很强的经济体则希望选择进行长期的经济政策执行。在挪威有很多委托基金长期运营政策，这些都是有利的，不管是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同意采取长期的优化发展政策。
政策对经济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十年间，爱尔兰人均GDP超过了欧洲主要的经济体（四个国家）。大家可能会疑问，为什么每个人都相信爱尔兰？爱尔兰在历史上可能也会有不诚实的行径。因为他们采取了非常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承诺机制，保证了经济的长期增长。其中央银行也得以独立于政治压力之外。如果我们把各个国家中央银行独立度、货币政策独立度进行排名的话，会看到有很大的不同，美国排名很高，阿根廷等其他国家则处在非常低的维度。
总体来说，货币政策不如财政政策那样具有比较长期的影响，这就需要中央银行必须对财政政策有非常长期的承诺。这也是爱尔兰所做的成果。
1980年代，墨西哥会有比较多可控制的政策。反观智利，因为其中央银行的大力介入，导致国家整体利息率非常不可控。如果你要在智利买小物品，当时物价是受到中央银行以及政府干预的。那时，智利银行就开始调整央行利息，同时也在尽力调节货币政策，以便能够把最有用的物资用到那些有重大生产力的地方。
智利之所以有动力做调节和央行干预，因为在智利这个国家中，20%的经济集中在某些人身上。墨西哥则是另外一幅图景，墨西哥的政府和央行不太喜欢进行过多干预，他们会直接告诉各类银行：什么样的公司应该获得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银行应该给出什么样的银行代理。
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墨西哥的经济会出现问题。20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墨西哥2005年还是和1980年开始的时候一样，而智利则一开始就获得了比较长足的进步，这是中国可以和智利学习的地方。
我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类似的想法，我在思考，是谁应该引领中国经济的增长？从我个人主张来看：如果我们有更好的能够运作的金融机制，不受其他政府、国家所进行控制，能够独立运作的金融机制，中国就会迎来长足的发展，更多丰富资源。我相信过去在几年，中国已经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